1959年第一批特赦的第二零六师少将师长兼洛阳警备司令邱行湘有个外甥叫黄济人，黄济人采访多名特赦战犯写了一本《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那本书里有这样的描述：“黄维和董益三之间发生了功德林里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打人事件……正在胡同外值班室的管理员闻讯赶来，通过严厉的斥责制止了这场行将扩大的‘内战’。”
黄维和董益三的那场打斗，黄济人和沈醉、黄维都有描述，沈醉说是单打独斗，黄维说是被包括“董副组长”和“王组长”在内的全组同学群殴。笔者考证了一下，发现那位也参与打斗的王组长并不是王耀武，因为王耀武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是学习委员，位在小组长之上且不兼任小组长，而且以王耀武的性格和身份地位，也不会参与那场违反纪律的斗殴。
不管是功德林还是其他战犯管理所，打架都是坚决不允许的，黄维和董益三都受到了严厉批评，因为后果不严重所以没给处分，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战犯管理所允许打架，沈醉肯定会被五个人围殴，还有多少将军级战犯想不想通过单挑解决个人恩怨、会不会捉对厮杀打得头破血流，那还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当然知道，蒋军是有内斗“传统”的——老蒋在军阀混战中胜出，形式上收服了滇、桂、湘、晋诸军，但很多地方派系都是“听调不听宣”，而且在混战中都打出了真火，所以在解放战争时期还不忘互相拆台掣肘扯腿，隔岸观火都算“客气”的了，即使是老蒋的嫡系，同为黄埔出身的将领，也是互相不服不忿，比如淮海战役期间一同被包围在陈官庄的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和第十三兵团司令李弥，就互相掐得很厉害。
时任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的文强在《口述自传》和《徐州“剿总”指挥部的混乱》中回忆：“邱清泉和李弥为粮食的分配吵闹不休，各个军师团营也因为粮食闹得如同水火一样。李邱清泉、李弥之间闹得互不相见，李弥的指挥部完蛋的时候，邱清泉便又大骂起来，李弥只好躲在杜的掩蔽工事中，整天不敢露头。有关上层国民党军头目间的矛盾倾轧，是一言难尽的。”
邱清泉被击毙，李弥侥幸逃脱，如果他们也被俘进了战犯管理所，要是没人管控，肯定会大打出手。
邱清泉和李弥在战场上都想保存实力，争抢空投物资自然是不遗余力，他们吃饱喝足可能就没那么多矛盾了，但沈醉跟另外五个人的仇怨，却是吃得越饱越生气——有四个保密局少将，就是因为在战犯管理所吃得太饱，所以没事就骂沈醉。
沈醉在《军统内幕》和《我这三十年》中回忆：“我把徐远举、周养浩、郭旭、成希超交了出来，把云南站大小二十多部电台和外省迁往云南的十多部电台、武器和所有重要特务、潜伏电台等以及潜伏组织一起交出……我唯一的苦闷就是和徐远举、成希超、周养浩等人关在一起，他们老是骂我‘卖友求荣’。”
保密局经理处长郭旭、总务处长成希超，西南特区正副区长徐远举周养浩，这四个特务少将原本是要在昆明转机飞往台湾的，他们落到昆明正赶上卢汉起义，掌管军民机票的沈醉并没有让这四个“老同事”第一时间飞走，还向起义部队和警察指明了他们的藏身之处。
沈醉说自己交出这四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卢汉已完全控制了机场，完全控制了整个昆明市区，他们坐飞机逃走是不可能了，若坐汽车逃跑，他们对昆明的地形又不熟悉。如果让当地群众或保安团抓住，可能当时就会遭到杀身之祸，不如我起义后，倒有可能将他们保住。在我自己的问题没解决之前，他们也只好在狱中委屈一下了。”
沈醉的话，那四个特务少将当然不信，也不领情，所以才有了周养浩在重庆战犯管理所（白公馆，各地战犯学习改造的地方名称不尽相同，只好统称战犯管理所）抡起板凳砸向沈醉的脑袋，宋希濂抢下周养浩的板凳，徐远举还挺生气。
如果不是管理严格，不但那四个保密局少将可能围殴沈醉，到了北京功德林，还有一个曾任，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少将高参、营口市市长、“国防部”中将部附的袁仲虎（袁鸿逵，字仲虎）也会跟沈醉玩儿命。
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中哭笑不得地将遇到袁仲虎称为“他乡遇故知——仇敌”：袁仲虎当营口市长时被俘，释放后回到云南宣传我军优待俘虏政策，被沈醉逮捕后再次变节，结果自然是在云南解放后被捉进战犯管理所，他见了沈醉，自然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沈醉1956年从重庆集中到北京功德林的时候，严仲虎已经当了学习小组副组长，并想把沈醉调到自己小组，这可把沈醉吓坏了：“别人告诉我这个消息后，我知道大事不妙，他肯定是想让我在他那个组里，好对我进行报复。”
沈醉先发制人找到管理人员，讲述了他与严仲虎的个人恩怨，好说歹说，才免于分入“严组”，而是进了郑庭笈为组长的第二组——郑庭笈是郑介民的堂弟，沈醉曾经跟毛人凤联手坑过郑介民，但郑庭笈是正规军人出身，不会跟沈醉计较，黄埔一期的浙西师管区中将司令兼金华城防指挥周振强也与沈醉有过节，但周振强像郑庭笈一样，不跟特务“一般见识”，也没找沈醉的麻烦。
“保密局四少将”和严仲虎的个人恩怨可能最后也没有化解，周养浩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后不肯与沈醉一样当全国政协文史专员而是一门心思要去台湾投奔蒋家父子，吃了闭门羹也不回来，不知道是不是不愿意跟沈醉再做“同事”。
沈醉承认：“我过去由于工作关系，除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共产党一些领导人，以及民主党派中一些负责人受到过我的迫害和监视、盯梢、逮捕、打骂等外，在国民党内也有不少和我是冤家的。连在战犯管理所内，也有几位和我过去还是仇人。”
除了周养浩那“未遂”的一板凳，沈醉在战犯管理所并没有受到其他物理攻击，这是因为战犯管理所纪律严明，那些被俘的高级将领和特务不敢嚣张，但互相之间的仇恨，有些是根本不可能化解的，比如原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和该兵团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就互相“惦记”了一辈子，如果条件允许，杨伯涛肯定会对黄维大打出手，黄维也不会束手待毙，这二人打起来，黄维也许要吃大亏——第十二兵团四个军长全部被俘，每个军长对黄维都是一肚子怨气。
对黄维恨意最深的当然是杨伯涛，杨伯涛说黄维是个外行，黄维说杨伯涛那个“少将军长”名不正言不顺，顶多算“上校代理军长”，两人拳脚上打不起来，就打笔墨官司，我们细看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也能看到黄、杨二人的唇枪舌剑互相攻讦。
像黄维、杨伯涛那样的“冤家”，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至少还有两对儿，他们就是同在莱芜战役中被俘的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李仙洲和第七十三军中将军长韩浚，同属黄百韬第七兵团又同在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的第二十五军中将军长陈士章和第六十四军中将军长刘镇湘。
李仙洲和韩浚的个人恩怨从何而来，我们看《特赦1959》就能知道——那个名为“叶立三”的“刺儿头”，历史原型之一就是韩浚。
作为战犯管理所“同学”，李仙洲写了一篇《莱芜战役蒋军被歼始末》，韩浚写了一篇《莱芜战役回忆片断》，两人针锋相对互相甩锅，李仙洲甚至还把锅甩到了王耀武身上，韩浚则把矛头直指李仙洲——我们在电视剧中看到的叶立三台词，在韩浚的回忆文章中都能找到原文。
韩浚痛恨李仙洲屈从陈诚导致莱芜完败，要是有机会，他肯定要痛揍李仙洲一顿出气，但能不能打过李仙洲，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李仙洲是在济南镇守使马良办的武术传习所学习过三年的武术的。
韩浚痛恨李仙洲事出有因，陈士章被俘、黄百韬战死，刘镇湘其实也是要负一定责任的，陈士章在《黄百韬的起家和败亡》中说第七兵团之所以没能逃掉，全怪刘镇湘太嚣张：“多数人主张照兵团既定部署，兼程前进，趁解放军主力尚未通过运河铁桥，可安全抵达大许家，独第六十四军军长刘镇湘反对。黄百韬见各军残破，第四十四军战斗力又差，现在只有依靠第六十四军这一个完整的军，所以决计在碾庄圩固守待援，这样就造成第七兵团在碾庄圩的毁灭。”
第七兵团第二处（情报处）上校处长廖铁军也在《碾庄圩地区作战回忆》中痛斥刘镇湘：“黄百韬曾命令第二十五军军长陈士章率残部出碾庄圩东口转向南突围，但该军已来不及突围，只军长陈士章化装逃跑，其余全部被歼。同时黄百韬写了一封信给第六十四军军长刘镇湘，命其率残部向碾庄圩西北方向突围，刘看信后说：‘突围出去，重武器都丢光了，出去又有什么用？’该军副军长韦德、参谋长黄觉二人则同意突围，认为出去有了人就有办法，但刘坚决不同意突围。”
刘镇湘的身上，颇有邱清泉的骄狂影子，但邱清泉战死了，刘镇湘却穿着将官大礼服、挂上勋章被俘了——他之所以如此打扮，有人说那是为了避免被“误杀”，而且被俘后还能享受较高待遇。
刘镇湘拖了七兵团后腿，而且也不太听黄百韬的指挥，陈士章追随黄百韬多年，虽然嘴上没少骂黄百韬，但心里肯定是恨刘镇湘的。
同为将军级特务的沈醉与徐远举等人有仇，兵团司令黄维和军长杨伯涛有仇，军长陈士章和军长刘镇湘有仇，这些“仇家”要是能在战场上同心协力，那才见了鬼呢，黄百韬临死前明确告诉“总统府少将参军”、战地视察官李以劻：“古人说，胜则举杯相庆，败则出死力相救，我们是办不到的。国民党是斗不过共产党的，人家对上级指示奉行彻底，我们则阳奉阴违。”
在战场上互相拆台掣肘，进了战犯管理所也积怨难消，读者诸君可以试想一下：蒋家王朝的将军级特务和中将司令以及军长们如此勾心斗角，又岂能不一败涂地？如果不是战犯管理所纪律约束，还有多少个将军级战犯会“捉对厮杀”、打得头破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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